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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註明拍攝地,也許我們就是被拐賣的孩子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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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小小善舉就能幫助那些丟了孩子的父母早日找到他們的孩子。

舉手之勞點亮孩子們回家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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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寶貝回家!

這樣做的好處是,只要查戶籍的時候一掃描,就知道這個孩子是誰家的了,馬上就可以通知孩子的父母,讓拐賣的孩子很快就能回到父母的身邊。

找了7年,孫海洋仍未放棄尋找被拐的兒子。

7年間,孫海洋一共找到4000多條被拐兒童信息。

電影《親愛的》原型孫海洋7年搜集4000餘名被拐兒童信息 仍在執著尋子

人生如戲,孫海洋沒想到自己演的竟是這樣一出悲劇。

在尋子的過程中,他比以他為人物原型的電影《親愛的》中丟失孩子的男主角更為痴狂。

孫海洋已用7年時光,書寫了一出催淚的腳本。

7年,從為自己找孩子,到去解救全國的被拐兒童,孫海洋傾其所有,而又心力交瘁:只有小學文化的他,竟獨自搜集了4000多名被拐兒童的信息;即使明知不是兒子孫卓,他都會日夜兼程地前去解救;兩年前,這個已經5年沒有歡笑的家庭誕下幼子,可這根本沒有讓孫海洋停下尋找孫卓的腳步。

7年來,湖北監利人孫海洋自己也數不清在深圳搬了多少次家,記者在深圳龍華一個城中村的出租屋見到剛剛搬來的他時,他說,頻繁搬家是因為討厭自己成為鄰居們街談巷議的對象。

「幸福日子只有兩天」記者:兒子是如何丟的?孫海洋:我兒子孫卓是2003年臘月生的,當時我們在湖南的一個小縣城做包子生意。

我的父母都是農民,他們連我上小學的學費都交不起,我不想讓孩子還過苦日子,決定離開縣城,去大城市闖蕩。

2007年10月1日,我們一家三口來到了深圳白石洲,這個城中村當時正好有一間店麵要出租,而隔壁就是一所非常好看的幼兒園。

又可以做生意,又可以讓孫卓讀書,於是我很快就把店麵租了下來,兒子也在10月8日去幼兒園讀書。

但幸福的日子只有兩天,10月9日晚上7點多,我太累了,打了個盹,孫卓在門外玩耍。

直到8點多的時候,我才被媳婦叫醒,她說孫卓不見了。

我立馬出門,問了問街邊的鄰居,他告訴我,說我家的親戚帶著孫卓出去玩了。

我一聽這話就知道壞了,我才來深圳兩天,怎麼可能有親戚來?於是我趕忙往鄰居指的方向追去,但半路上,我又覺得這事應該趕緊報警,但警方表示孩子丟失24小時之內不能報案。

電影裡演的是2007年、2008年我們遭遇的事,當時的情況確實如此,現在孩子一丟家長報案後警方要立刻出警的。

(註: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近日澄清,兒童失蹤或走失,監護人或家長應立即報案,警方接報後會第一時間立案調查,不需要等24小時。

)

我回到白石洲,繼續尋找孩子,並沿著孩子可能走出去的方向到處尋找,但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沒有找到。

這以後,我每天都像一個偵探一樣,在孫卓必經的十字路口上來回踱步,我從早上開始一直走到晚上一點多,有時也蹲著、坐著,拿著小石子在地上畫著,思考著人販子所有可能的行動軌跡。

直到第六天,我發現附近超市的一個攝像頭正對著路口,我趕忙去超市請求他們調取10月9日晚上7點半鐘至8點多的錄像,我看見一個穿白色襯衣黑色褲子的男子帶走了孫卓,當時只有人販子的背影,我就立刻把這些證據拿到了派出所。

過了幾天,當我繼續看那段監控時,我還發現孫卓曾經反抗了那個人販子,往家的方向跑回來,但很快人販子又過來了,拿著一個玩具引誘孫卓,這時,這個人販子的正麵清晰像也顯示了出來。

我興奮極了,立馬拿給派出所的警察看,我以為有了正麵像,有了證人證言,這個案子很快就能破了,我把包子店的門麵改成了尋兒子店,並推出懸賞小廣告,剛開始懸賞10萬元,後來就把懸賞金調高到20萬元。

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轟動,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電話,但其中有不少電話是騙子打過來的。

「我把孩子教得太外向了」

記者:騙子是如何騙你的?孫海洋:我們幾乎不大可能像電影裡那樣,拿著一麻袋錢去和騙子現場交易。

絕大多數騙子都會告訴我,孩子就在他們手上,但無一例外都要我把錢先打到他賬上。

而當我詢問這些人有關孫卓的體貌特徵、或有關人販子的穿著等等問題時,他們很快就露出了馬腳。

最多的一天,我曾接到40多個騙子的電話,但我真的不恨這些騙子,反而很欣慰,因為這證明我尋子懸賞的廣告效果很好。

記者:這話怎麼說?孫海洋:我小時候家裡太過貧困,口袋裡幾乎沒有一分錢,也不敢和外人打招呼。

一次過年的時候,親戚給了我幾毛錢壓歲錢,我拿著錢走到一家百貨店門口,很想去買吃的東西,但我卻因為從沒有買過東西,和店老闆開口的勇氣都沒有,就離開了。

孫卓出生後,我就希望兒子不要像我那樣從小怕生。

有次我帶著孫卓到菜市場裡買魚,我就對著孫卓說,今天我們要吃魚,爸爸給你錢,你去跟那個叔叔買。

結果3歲大的孫卓很輕鬆地買回了魚,我當時還十分開心,能把孫卓教育得從小就不怕生人,現在我有些後悔。

另外,就是超市監控視頻時間顯示,我出門尋找孫卓時,人販子並沒有離開白石洲,我卻在最寶貴的時間裡,去派出所報警,等我回來時,他們已經走了。

「不是我兒子也要去解救」記者:7年來你是怎樣尋子的?孫海洋:我每天都在列印尋人啟事,在深圳的街道上四處張貼。

有一次,當我在寶安區貼完告示往回走時,就看到一個好心人幫我把掉落的告示重新貼了回去,他說他自己的孩子也被拐走了,而且他還認識五六個跟他一樣遭遇的人,我原以為就我一個人這樣命苦,原來還有這麼多家長都丟失了孩子,於是我根據線索尋找這些同命人。

我想,只要抓住一個人販子,興許就有線索能找到孫卓,所以人越聚越多,一下子整理了4000多個。

但7年來,儘管我常常出門解救被拐的孩子,但這4000多個被拐的孩子中,找回來的還不到10個。

記者:如何解救?

孫海洋:首先你要發現可靠的線索,這主要還是靠線人舉報,絕大多數是外來務工者回老家後,發現老家的鄰居突然有了一個陌生的孩子,這些好心人通常就會發這家父母的聯繫方式和家庭住址給我,我再確認這個孩子是不是拐來的。

隨後我會去到當地找到警察,讓警察帶著我一起去這戶人家,把孩子解救出來,然後帶著孩子去做DNA,因為現在所有被拐孩子的父母的DNA都已經入庫。

這些被拐的孩子絕大多數被賣到了福建、廣東、山東、河南等地,只有靠當地人舉報。

在河南一貧困村落,我從一個中年婦女手裡找回了一個男孩,她以種地為生,老公患有精神疾病,沒有勞動能力,家中的土坯房像是能被風吹倒一樣,她似乎連自己也養不活。

幾年前,這個婦女的獨子遭遇車禍去世,親戚們看到這家人太可憐了,就集資了3萬元給這戶家庭,「幫助」他們買了一個男孩。

記者:經常一群家長一起出門找孩子嗎?

孫海洋:不,就我一個人,錢也是我自費的,像河南這個被解救的孩子,八九歲,我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兒子,但還是去了。

有很多人願意給我錢,讓我做一個職業打拐者,我不願邁出這一步,這樣就回不了頭了。

我只想快些找回孫卓,帶著他回老家去,過安靜的日子。

記者:那你現在以什麼謀生?孫海洋:沒有記者和同命人來的時候,我就開開計程車賺錢,有些時候承包一些出租屋的裝修,長期的穩定的工作我是做不了的,因為我要花時間去找孩子,我相信有找回孩子的一天。

「我很少和這個孩子說話」記者:7年尋子,家裡人還支持你嗎?孫海洋:原先是很支持的,現在他們有點不理解我,特別是兩年前我和妻子生下第二個兒子之後,家人們都希望我好好地過日子,但我的尋子心卻一刻沒有松下來。

妻子也勸我說,孫卓走的時候已經4歲了,他應該有記憶了,他會回來找我們的,只是現在他還太小,沒有能力回家。

而我的父母有時候也會說,明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孩子,你幹嗎還要去找呢?7年來,我很少回家,主要是一次過年的時候,親戚也開始勸我別找了,我只好說,大過年的,你們幹嗎要說這麼傷心的話。

我就這樣不想回去了。

記者:為何又選擇再生一個呢?

孫海洋:剛開始,我也希望找回孫卓,然後就不用再生育一個孩子了。

每次當我無功而返的時候,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父母,他們就會在電話裡號啕大哭,我爸媽的頭髮都已經白了,身體越來越差,而我唯一所能做的事,就是再生育一個孩子。

電影裡的韓總最終妥協了,但我根本沒有妥協,我只是不想讓父母太難受。

而當我去辦準生證的時候,遭遇和電影裡的韓總是一樣的,我必須要開孫卓的死亡證明,才能拿到準生證。

這個情節讓陳可辛聽到後非常憤怒,他說一定要把這件事拍出來,因為這是對所有被拐孩子父母的最大傷害。

記者:你現在跟小兒子的關係還融洽吧?孫海洋:(哽咽,雙手掩麵,眼角含淚,良久才說)我很少很少跟這個孩子說話,我的心裡還滿是孫卓的影子。

每當過年過節,我看著小兒子吃上了一頓美味的年夜飯,我就在心裡想,孫卓現在也在吃年夜飯嗎?日子過得好嗎?孫卓現在已經11歲了,但我滿腦子還是他4歲時候的樣子,在別人的陽台上,我看到4歲男孩子的衣服,就會想到孫卓,但我卻對11歲的男孩子沒有任何感觸,我真的很疲憊,有時候我甚至想,如果能有一場疾病,把我一下子擊垮,也是好的。

「我們中沒一個有錢人」記者:大部分被拐兒童的家長還是抱著希望是吧?孫海洋:電影裡有一個情節,非常真實的描繪了我們的心態,就是我們一車家長,看到卡車上兩個蠕動的麻袋,以為是自己的孩子,就瘋狂地截下卡車解救孩子,但其實,很多家長的孩子都已經離開好多年了,不可能再裝在麻袋裡。

記者:現在還有很多家長找你?

孫海洋:是的,有的家長甚至坐一天一夜的火車過來,一個江西的家長,說自己的孩子丟了,求求我幫他找,還說電話裡一句兩句說不清楚,一定要上門來見我,他們上門就給我跪下了。

可說實話,我自己也沒有辦法。

記者:家長們會像電影裡那樣抱團取暖嗎?孫海洋:不會。

我們的聚會是不定期的,但每到一個特殊的日子,我們不需要任何人來組織,就會聚在一起。

比如每一年的六一兒童節,每一年的5月25日是國際失蹤兒童日。

這些被拐兒童的家長,沒有一個有錢人,大家絕大多數是打工的,孩子也有很多是在城中村被偷走的,陳可辛是香港導演,他不了解內地的情況。

大家像兄弟一樣,談論最多的,不是鼓勵的話,而是如何讓更高層的人知道我們這些人所處的困境。

我們中很多人,因為經濟、家庭等原因,最終無法堅持尋找孩子,但我們的痛苦卻很相似。

每年孫卓的生日,我們家人都知道,但誰也不說話,氣氛像凝固了一樣;每年10月9日,孫卓被拐的日子,我們家的氣氛同樣如此。

我們很多同命人都顯得自閉以至於暴躁,彷彿除了孩子,其他都與自己無關一樣。

參考來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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