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sa瘋馬秀，她們創造了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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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sa身為演藝偶像，不僅是美麗、元氣、自信的代表，也符合大家對新時代女性形象的期待：強大、獨立、自信。她不僅以外國人身分在競爭激烈的韓國娛樂圈站穩腳跟，而且在國際上更是勢不可擋，這完全是一個「大女主角」故事。
同時，瘋馬秀卻透露出過時的厭女，它是成立於1951年的法國艷舞團瘋馬俱樂部的表演節目，以裸舞秀著稱。舞者在奇幻神秘的燈光和配樂下，以接近全裸或全裸狀態出演。
當「大女主角」之典範Lisa與性物化女性的「脫衣舞表演」交疊在一起，引發爭議是一種必然。
Lisa的瘋馬秀：危險還是快樂？
一直以來，Lisa呈現形像都是韓國流行音樂（Kpop） 中Girl Crush（暫譯，女孩的愛）世代的典範。「Girl Crush」被用來描述一個女性對另一個女性的風格或才華的欣賞，這種欣賞無關浪漫。「Girl Crush偶像」是指那些能夠激發女性粉絲的仰慕和欣賞的女性偶像。她們通常自信，強大，甚至有些“壞”，在舞台上展現帥氣和自信，多維地打破了傳統女性形象。
正是由於這樣的形象，對於Lisa參演瘋馬秀，一部分女性感受到了冒犯和背刺。以「強勢」「女性力量」著稱的Lisa決定去物化女性的場所表演，她巨大的影響力——Instragram（社交媒體）上億的關注，使其個人選擇迅速演變為一場事件：獲得如此成就的女偶像本該展現更強的女性力量，但她還是選擇討好男性凝視。長遠來看，這將在像徵層面加劇父權制對女性身體的剝削和性物化，這部分女性從Lisa的選擇中嗅到了女性遭遇性剝削的危險。
圖片音樂紀錄片《#OUTNOW Unlimited: LISA》 劇照。
與之相反，另一部分女性則強調尊重個人的選擇與權利，同時尊重女性之美與脫衣舞表演的藝術性。如果說女性主義的目標是為了讓女性擁有更多自主權，肯定女性價值，擴大女性的行動空間，那麼女性主義者理應尊重Lisa的選擇。她們從事件中嗅到了女性自我決定性感的快樂。
矛盾的雙方陷入日益激烈的交鋒，她們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指責對方“不夠女權”，這麼一來，理解成為一種奢望，大家甚至失去了對話的前提。
2019年的瘋馬秀演出，圖片來源：ic photo
我們的女性主義發展在當下網路環境所展現的混亂與掙扎，其他國家早有前車之鑑。198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產生過一次聲勢浩大的“性論戰”，該論戰以1982年的“巴納德會議”為節點，“色情問題”是該會議的焦點之一。在凱瑟琳·A·麥金農與安德裡亞·德沃金共同撰寫的《反色情製品的民權法案》（1980）中，色情被定義為“在圖像或文字中，（包含）圖例性和性露骨的女性屈從」。參與論戰的雙方分別是「性激進派女性主義」（sex radical feminism）與「反色情派支配論女性主義」（dominance feminism）。前者提倡性解放，認為這是女性自由和自主的體現，反對苛責那些享受性感和性愛的女性。後者則堅持性解放其實在鼓勵男性特權的擴張。
Pleasure and Danger，作者: Carole S. Vance，版本: Pandora Press，1993年1月。
巴納德會議的文集《危險與快樂：邁向性政治》奠定了女權問題內「性激進派」和「反色情派」的爭論框架，這些爭論在我們當下的網路脈絡中反覆呈現，卻未得到整體的認知和反思。例如，在＃MeToo運動中，「談性色變」的文化環境，使女性主義對「性騷擾」問題的分析與界定的默認前提是「反色情派」立場。這造成了一個不允許對性騷擾的判定進行質疑和反思的環境。[1]還有在關於鑑定「擦邊」、「媚男」、「正統女權」等造成割席的爭論中，「反色情派」已然成為某種「監禁女權主義」（Carceral feminism），不由分說對展現性感的女性進行撲殺。
然而，與其糾結誰更女權，不如將注意力放在雖被雙方忽視卻可能實現的合作之上：女性能否透過參與某一傳統上壓迫女性(性剝削）的行當，從而顛覆這一行當，實現女性空間的擴大？這個問題無法簡單作答。不過在面對Lisa瘋馬秀表演時，我們至少需要思考兩個問題：一是脫衣舞表演是否讓Lisa或女性整體處於屈從於男性的地位？二是脫衣舞表演是否會對「女性是什麼」予以不良的影響？
厭女錶演的意義能否改變？
現代意義上的脫衣舞表演形成於20世紀20年代，依照維基百科的定義：它「是一種通常帶有性暗示、勾引與性刺激的舞蹈，舞者會在演出中逐漸褪下衣物」。大多數人會承認，「脫衣舞」引發的是肉慾橫陳的想像：性感尤物與熾熱的慾望。它和AV一樣，雖然也存在服務於女性的AV，但兩性受眾不成比例的市場，使其很難不被視為針對女性身體的剝削和物化。然而，在我們對脫衣舞進行一種本質主義式的定義之前，不如以開放的視角考察脫衣舞等色情產業的含義，它們注定厭女嗎？其文化意義可能改變嗎？若可能，需要什麼條件？
《邁向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》，[美]凱瑟琳‧麥金農著，曲廣娣譯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10月。
根據麥金農的說法，在色情製品對屈辱女性形象的生產、流通和再生產過程中，女性的自我表達失去了意義：她的“痛苦”被解讀為“享受”，“不要”被解釋為“要」。甚至有女性接受了這種自我物化，以滿足男性的慾望為自己的慾望。結果就是女性失去了表達自我真實感受的可能性。但這一切都必然如此嗎？
《日本AV影像史》，[日]藤木TDC 著，陳滌/阮航譯，新星出版社，2013年8月。
在《日本AV影像史》中記錄了試圖改革男性慾望結構的AV女優黑木香的事蹟。黑木香面對男優具有暴力虐待傾向的前戲時，呈現出一種瘋狂的慾求方式，在她激烈和粗暴回應中，營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滑稽與瘋狂混雜的氣氛。書中寫道：「對當時的男性而言，黑木香的反應是衝擊性的，甚至令人恐懼。黑木香的口語表達能力也很了得，能坦然地用語言重現自己當時的反應。透過她的語言描述，大眾理解到，她的這種性能力並非源自特殊的體質或野性的神秘，而是一個理性的人的謀生手段。」由此能看出，黑木香在在AV表演中，不僅開創了一種源自女性的「令男人恐懼」且「去神秘化」的慾望表達方式，而且她對自己的表現具有充分的把握，能面對公眾進行清晰生動的描述，並藉此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。這麼看來，即便不能說黑木香具有女性主義意識，她身為女性也展現了充分的自主意識。
另一個例子展現在講述上海名妓如何影響「近代新女性形象形成」的《上海，愛》一書中。在特殊時代背景下，從事娼妓行業的女性往往最早適應現代化的公共生活。妓女由於她們的邊緣性，反而獲得良家婦女所沒有的「特權」──公然違抗和破壞傳統的社會準則。沒有道德包袱的上海名妓，不僅以女性身分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，大膽涉獵時尚、金融等現代產品，也藉助大眾文學、都市小報等媒體，提升自己曝光度。過程中，又與創作小說、小報的文人結盟，共同取得並經營社會文化資本。這一切都客觀地推進了社會中新女性意識的覺醒。
《上海，愛》，[美]葉凱蒂著，楊可譯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2年11月。
然而這些「進步」霧靄沉沉。名妓的風光以其低微鄙夷的地位為前提，她們本人的行事作風也一定尾隨著民眾的期待，迎合著恩客的慾望。也就是說，名妓即便擁有部分的自主意識，也不太可能是內心自由行動無阻的新女性，這一限制阻礙了她們對社會中女性意識覺醒的推進。黑木香面臨著相似的困境，她雖然清醒地開創了一種風格，但既然AV是她的“謀生手段”，那麼她也無法單槍匹馬地逃脫該產業的限制——她被類型化為“本番淫亂”，並被再次整合進入男性凝視的結構之中，作為宣洩慾望的商品。
上野千鶴子在《始於極限》中對「情色資本」的質問同樣適用於此：擁有情色資本的女性，真的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體嗎？黑木香在AV中表達了自己真實的慾望嗎？上海名妓真的在公共空間「自由」穿梭嗎？女脫衣舞者真的能不受干擾地決定自己如何裸露，展現性感嗎？
脫衣舞之變：女性自我表達之力
雖然像黑木香一樣單純依靠個體影響力，或像上海名妓一樣依靠某個歷史階段所賦予的機遇，或像Lisa未經反思地選擇脫衣舞表演進行自我取悅的表達，都無法對傳統上的厭女的行當進行根本的解放和改革，但不能忽視她們帶來的正面影響：擴張了女性的象徵空間或物理空間。進一步的反思是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表達來打破刻板印象，強化女性的自主思想？
女性的自我表達，一方麵包括女性對自我感受、經驗和慾望的偏好性自發性表達，另一方面則是女性有意識、講策略地在公共領域內對女性視角進行自覺的建構。Lisa參與瘋馬秀的不合時宜之處是，她對公共場域中的自我表達缺乏反思。首先，她對自己所參與的脫衣舞表演本已具有的刻板印象缺乏把握；其次，她對自己參與脫衣舞表演的象徵性缺乏反思。作為在全球範圍的現象級女性偶像以及girl crush（暫譯，女孩的愛）的代表，在對待與女性意識相關的事件時，她理應更敏銳。
Lisa或許能夠透過脫衣舞展現她的自由和熱愛，但僅憑舞蹈本身，無法顛覆脫衣舞對女性屈從形象的刻板印象。或許當Lisa在有厭女爭議的領域內展現「女性力量」時，需要透過更多更深的表達來強化自己的表達。例如借助MV、影視作品等，甚至是公共媒體上的自我剖白，補充更多語境，來為女性表達生產新的詮釋資源，也在公共語料庫中擴充有關女性經驗的豐富、精確的話語，幫助觀眾更能理解女性視角。
Neo-Burlesque，Lynn Sally 著，Rutgers University Press，2021年1月。
林恩·薩莉（Lynn Sally）的作品《新派滑稽秀：脫衣舞之變》為我們提供了多種重構脫衣舞的文化刻板印象的方式。林恩·薩莉明確表達了，作為剝削女性之象徵的脫衣舞，能夠作為一種賦權工具，服務於女權主義。[2]透過滑稽秀的“戲仿”，性積極主義女權主義（sex positive feminism）對父權制進行模仿和嘲諷，這既巧妙地破壞了女性的被操控的形象——表演者主動挑戰程式化性感化的女性形象，又顛覆了女性的被凝視位置——表演者能夠控制自己的形象和觀眾的目光，觀眾無法進行侵略性的觀看，觀眾是「被允許」觀看。新派滑稽秀式的脫衣舞表演，將女性身體的展露強調為一個延伸的過程而非曝光的過程，她們在主動展露女性的世界。敘事弧線的張力使觀眾不斷被吸入表演者的世界和故事之中。總之，滑稽秀式脫衣舞以更靈活有趣的方式，全方位地挑戰了霸權敘事，不僅是父權制的霸權，也包含傳統女性主義敘事的霸權。這些理論假設並非空中樓閣，實際上，瘋馬秀近年來就越來越重視女性受眾，試圖扭轉自己的定位，並強調其作為一種身體藝術的美學面向。這背後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趨勢，即將「為滿足男性慾望而販賣女性身體」的觀念轉變為「女性身體的解放和自我欣賞」。雖然這可能只是一種策略，也無法免除再度被父權制收編的風險，但這種轉變的嘗試仍有值得鼓勵之處。
最後，希望「不要打著女權的旗號壓迫女性」成為常識。Lisa瘋馬秀的論點至少能夠提醒我們，女性主義內部本就不是鐵板一塊，不同的立場、判斷、爭論正是其批判的活力所在，爭論雖可能造成女性主義內部的分化，但也可能帶來新的啟發。
值得關注的還有，這次的交戰不再是「國蝻」與「女拳」這種敵意的、對立先於真誠立場的溝通情況，而是女性主義內部，不同立場的真誠交鋒。那麼，希望這次的爭議能帶領我們建構交流與合作的義理之爭，而非導致「姊妹情誼」破裂和女權立場固化的意氣之爭。女性主義期待的，本來就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多元世界，而不是生產出一組組新的對立，製造女性群體內部的相互割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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